中国南方湿冷的冬季没有暖气，让我不禁怀念雅加达的太阳。
应印尼华文写作者协会邀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创作年谱”主持人龙钢华教授带领我和潘熹老师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参加第12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暨印尼华文写作者协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日程安排得很紧张，我们并没有什么时间外出。但在匆忙的车马转场中，雅加达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印尼华文文学作品中未曾读到的印象。
飞机缓缓从云层降落，窗外原本绵绵不绝的白云变成烟波淼淼的海面。目光所及之处，除了海水，便是中间绿色葱葱周边黄沙漫漫的小岛。印尼的国土由一万七千多个岛屿组成，有“千岛之国”的美称。或许因为如此，印尼的航空业比较发达。当飞机降落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时，我发现机场的设施没有广州白云机场的新。遥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尼就能举办万隆会议，这种时代交错对比并未能让我产生惊愕，反而有一种经历时间沉积的低调感。
下机后走在铺了地毯的航站楼内，沿路可以看到头戴纱巾的工作人员和专为穆斯林设置的厕所和祷告室，这一切都在向你昭示：这是个大多数国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它很现代，也很传统；它可以与国际接轨，也突出本国的民族特色。过道墙上画的图案、墙边的摆设都具有浓郁的印尼风味。在一个直行扶梯的旁边，我看到两个头戴纱巾的印尼女人在擦玻璃。一个可能是检查是否擦得干净，一个则跪在扶梯边的地毯上认真擦洗。她们专注于自己手中的事情，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从她们身边走过。
刚出边检口，就看到印尼华文作协的人就举着牌子在等。虽然读过印尼华文作协很多作家的作品，但是见到他们的本尊时，还是觉得历史造化弄人。她们很多都已年过花甲，虽然化了妆，但也难掩脸上岁月的皱纹。后来我才知道，来接机的是印尼华文作协中较为年轻的作家。因为印尼六十年代的排华运动关闭华人学校、禁止华文教育，后来数十年间很多华人都不能学习华文，造成了六零后出生的一大批华人不会说中国话，不认识中国字，更别说用中文写作。后来遇到两个人很能反映这段历史。一位是出生于六零后的竹筒乐的演奏大师，他身着印尼服装，头戴印尼小帽，手里端着咖啡，我以为他是印尼人，他却用英语告诉我，他的祖籍是中国福建。因为没有接受华文教育，他不会说中文，只会说印尼话和英语。一位是陪同我们外出的导游，他说自己属猴（看年纪应该是1992年出生），祖籍广东。他会说汉语，有着浓浓的广东腔。可能是父母在家里说汉语，他也跟着说汉语。他说自己会说汉语，但不认识也不会写汉字。忘却祖国的母语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的！因而坚持用华文创作以延续母语在印尼的传播的这批头发花白的老人们，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一帮人出站来到马路边的时候，两个提着箱子卖东西的人用生硬的普通话说：“香港人？”我们摇头，说“不是”，他们说：“原来你们是大陆人！”我们急着赶车，并无意买东西。从他们的对话中我觉得中国人这些年来印尼的应该不少，尤其是演艺明星扎堆在巴厘岛举办婚礼，中国游客趋之若鹜。当地做生意的人会说普通话也不足为奇。
我们坐上接机巴士，印尼的汽车都是右舵，靠左行驶。路上的车川流不息，清一色的日本车，偶尔看到一辆五菱宏光，便倍觉欣喜。但我随即也意识到中国的国产汽车要走出国门，像华为、小米等智能手机在国际市场占得一席之地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交通拥堵是每个大城市不可避免的顽疾，雅加达更甚。因为土地私有，雅加达城区的路并不宽，低矮破旧的民房非常靠近马路，与高耸云天的摩天大楼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也让我们更加能体会雅加达的贫富差距之大。交通日益拥堵，雅加达并没有禁摩。摩托是当地普通百姓喜欢的交通工具。有两轮的，也有三轮的。骑摩托的人都戴着头盔，并穿着蓬松的外套。热带强烈的紫外线晒得当地人皮肤黝黑。戴头盔穿外套并不仅仅是交通安全需要，也是保护皮肤的措施。尽管交通拥堵，雅加达的红绿灯并不多。遇到交叉路口，司机们很有耐心等待。雅加达的马路还有个特点，沿河单线行驶的路段较多。路旁的绿化很好，大叶榕和凤凰树很多，顶着一树红花的凤凰树在成片的绿色中貌似被太阳点燃的火把。
我们到达酒店已是下午三点，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主办方便安排我们去吃巴东饭。巴东饭有多种预先做好的配菜，有油炸、煮制、卤汁、凉拌等品种，以牛肉、鸡肉和鱼为主，很少有青菜，水果如波罗蜜入菜较多。佐料多用辣椒酱、姜黄汁、椰汁、咖喱等，做好的菜盛于盘中放在玻璃橱窗内，随点随取。服务员上菜很快，他们有用一只手臂叠床架屋端好几盘菜的能力。在炎热的雅加达，吃没有热气的巴东饭不会出汗。我和主办方的叶冬珍女士坐在一起，她热心地用勺子为我舀菜——印尼本地人没有用筷子地习惯，一般是手抓饭。为了与国际接轨，配了勺子和叉子。她说：“我们一般一周会来吃一两次，没有吃到就会惦记，这就是巴东饭的魅力。”华人入乡随俗，且把它乡作故乡的适应能力可见一斑。
我们从饭店出来的时候，发现饭店的左边就有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印尼是咖啡豆生产大国，星巴克百分之六十的咖啡都是印尼咖啡。所以沿途来酒店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星巴克咖啡店。但是在饭店门口的右边，我则发现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当地人在树荫下帮路人冲咖啡。他的自行车靠在树旁，自行车后架上摆满了袋装的速溶咖啡和两个大的开水壶。树下另外还有一辆装着玻璃罩子的手推车，一个精瘦黝黑的当地人在炸鸡翅和面食。他们和国内的小摊贩很像。生活不易，活法不同。有钱人在星巴克悠闲地喝咖啡，没钱人在路边冲一杯咖啡。流动的小摊贩，既为不能进入星巴克的人提供原汁原味的印尼咖啡，也能糊口啊！
第二天是正式会议。当我见到头发全白的会议执行主席许鸿刚先生和一发不留的筹委会主席迪欧先生及会议的工作人员时，我为印尼华人的团结和认真细致的执行能力感到震惊！此次大会代表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瑞士、西班牙、匈牙利、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超过300人。从微信对接到线下接待、签到、安排入住酒店，他们分工合作，有条不紊。代表们有什么事都能找到对应的负责人。龙钢华教授的手机充电器忘了带，有一个工作人员就陪同他顶着雅加达的酷热一家一家店去找，直到买到适配的充电器。最让人感动的是，我们离会那天，因为代表们的飞机航班各不相同，年过花甲的迪欧先生一个人在酒店大堂等待与会代表办理退房手续，几乎一夜没睡！
研讨会的日程安排紧凑，上午是主题发言与颁奖仪式，下午是小组会议。新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凌鼎年先生、岭南师范学院原副院长刘海涛教授分别做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当前的态势与未来的走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人物描写与叙事方法——以冯骥才微型小说创作为例》的主题发言。今年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评选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40年（1978—2018）贡献奖”。龙钢华教授因其对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长期研究和建树获此殊荣。
我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小组会议上做了《异质同形：大陆与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之比较》的发言。我没想到我的发言抛砖引玉，引起诸多与会代表的积极回应：菲律宾华文作协的主席柯清淡先生在散会后第一时间走到我面前递上名片，希望我能多多关注菲律宾的华文写作。《微型小说月报》主编滕刚先生对我的观点深表赞同。香港的东瑞夫妇除了赠书与我，还为我引见了很多东南亚的作家。马来西亚作协前辈年红先生、前副会长陈政欣先生主动赠书，并表示考虑到我回国行李太重，待我回国后再寄一批书给我。新加坡的希尼尔、林高、林锦、蔡家梁等先生不仅将新加坡作协新近出版的作品集赠与我，还就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可能性做了对谈，约我为他们的新作写评论……这些作家与学者年龄都长于我，柯清淡先生、年红先生等都年过八十了 ！他们在各自的创作、研究、商业领域颇有建树，个个谦逊有礼，平易近人。年红先生与我畅谈后竟然称我为袁龙小弟，真是折煞我了！
我现在中国南方湿冷的冬至翻看年红先生的小说选集《最后一趟巴士》，不禁回想起雅加达来，想起刚分别却怀念的人和事，匆匆写下这些文字。
文学院 袁龙
